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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1-06 16: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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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和商周古文字中的缯地、曾国,历来争议颇大。文献和考古学更加支持《夏本纪》所记缯氏早期居地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春秋》经传所记今山东兰陵之姒姓之鄫与《夏本纪》所记缯氏东迁有关。卜辞之曾地望待考,但大体可以推断,其不大可能位于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湖北随州叶家山M65所出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似至迟于西周康王时期即已存在,西周晚期联合申国召犬戎伐周的缯,可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南关外遗存是夏商考古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由于发掘原因导致晚期地层中混入早期遗物,因此研究者在判断该遗存的年代、属性、来源时产生了诸多分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称谓。这些分歧出现的原因除了与发掘的解读不同外,还受制于研究者对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如何界定、商文化来源于哪里、夏商如何分界和夏、商文化是否同源等问题的认知差异。分歧也暴露出考古学概念使用中的混乱和考古学基本方法与理论存在的局限性。研究者在考古发掘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阐释过程中尽可能遵守表述规范,并结合更多的科学手段进行理论创新,以突破研究因素复杂考古学对象时所面临的囧境。风穴寺不可能始建于北魏,更不可能是唐代所建。事实是:东汉费长房时代此地已有遗迹,风穴寺峡谷内的漫山遍野的柏树 初系人工栽植,古香积寺门口的两棵柏树:"一捧伞""三炷香"系汉代遗留。结合有关典籍记载,风穴寺极可能始建于东汉初平元年。洛阳是我国墓志产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区域。洛阳出土的墓志数量多,品类全,历时长,史料丰富。这些墓志了大量书法艺术的珍品范本,对于传承和弘扬书法艺术大有裨益。墓志铭刻着历代书法和史料讯息,一般早于正史,原始,多为直系后代所见证,失误或出错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又深埋地下,保存完好,是补史、证史的重要实物。墓志书丹者既包括历代书法名家,也包括"民间书手"。对后者所书墓志书法加以研究,可冲破以名家、名作为核心的单线式书法史观,进而拓展为以名家经典与大众日常书写状态的复线平行式或复线交互式的书法新史观。洛阳出土墓志数量众多,风格各异,若按朝代更迭有序连缀,可印证书法和文字演进的有序传承。洛阳出土墓志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相生相伴、融合渗透,对书法的传承有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以往一般认为郑州商城制陶作坊的使用年代为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但通过考古发掘的检索与分析,该制陶作坊遗址中包含有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制陶文化遗存。从这些文化遗存来看,二里岗下层一期该制陶作坊已经兴建并始使用,二里岗下层二期生产规模进一步发展,二里岗上层一期进入繁荣期。目前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二里岗上层二期的文化遗存,可能此时该制陶作坊生产规模缩小,亦可能已经废弃。本文通过对柴窑"出北地"、"出北地河南郑州"等文献尤其是版本诸多问题的讨论,认为"河南郑州"既有可能是曹昭《格古要论》的原文,也有可能是云间舒敏志学等人增加的,认为仅可能是王佐增加的观点是可商榷的;同时认为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并倾向于认为今郑州很可能是柴窑一个重要的接近京畿的烧造地。唐元二十五年(737年)颁布的内附蕃胡赋役令中税银钱的对象理应包括突厥等内迁民族。唐代北方缘边地区是从境外输入银钱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来银币支持税收政策的实施。材料分析显示突厥等民族是缴纳银钱的,出土萨珊银币从7世纪分布空间发生变化,向突厥等内附民族征收银钱应该是导致萨珊银币东输的一个重要因素。颉利可汗败亡后,虽然东突厥人失去了对商道的控制权,但是内迁后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居中转贩贸易的角色并未发生改变。向其征收银钱一方面保留了他们在商道上的既得利益,具有对其进行安抚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唐集中白银的方式之一,具有建立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关系的性质。在焦作市耿村发现的元代石供床刻文中,记载了当地迎神赛社中一些社火班社的名录。其中"骆驼社"是当时"驼户"的社会组织,在社火中有"舞队"的表演因素,"簇马直社"是集养马、驯马以及社火中驭使马匹参与表演的班社,"太尉直社"应与祭祀东岳庙的太尉神有关。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王朝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一个专为 烧造瓷器的机构。根据实物和文献推断,浮梁磁局的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湖田窑烧造的"玉"字铭器,可能是浮梁磁局烧制的批制品。磁局的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在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进行,磁局的窑场似乎不像明清御厂那样有专门独立的厂址,而是选择了有一定基础的民窑作为定点的窑场,当时有可能成为磁局窑场的大概是湖田窑和落马桥及珠山明御厂一带。元青花当是浮梁磁局的产物。"至正十一"年铭青花象耳瓶应为元政权始瓦解情况下浮梁磁局的工匠为民间定烧的制品;景德镇其他窑场如曾家弄、戴家弄等窑址烧造的元青花瓷,可能是在元窑影响下生产的产品。